1949年3月24日。
解放军主力还没有渡江，驻守在长江防线上的国民党第97师师长王宴清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大战未起，这支“御林军”却倒戈了，对此国民党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支队伍是有其特殊历史的。
该支部队原是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卫师”，准确地说就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该师第289团，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第290团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第291团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三个团共13000余人，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
1948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推进，国民党军队频频失利，此时前方兵员枯竭。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务，蒋介石才将这支“御林军”与第102师合编为第45军，名义上其是野战部队，实际上仍然负责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归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
王宴清于1948年9月就任97师师长。
同年秋天，97师奉命调往沿江一带布防，3个团分别在板桥、江宁和铜井三镇，师司令部设在居于三镇之中的江宁要塞，与289团毗邻。因此，王宴清同该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健中，见面的机会很多。在一阶段的接触中，王宴清发现，杨镇洲粗犷豪爽，邓健中沉着稳健，二人为人都很正派，很讲朋友义气。
就这样三人成了知己，谈话很是投机。每当谈起国民党与共产党问题时，观点总是不谋而合，都感慨蒋介石指挥无能，才导致了今天的失败局面。
在一个雨后的中午，他们在南京城内的一个酒馆里喝完酒相约走进了风光秀丽的中山陵，当他们来到无梁殿北伐烈士祠前，面对四壁镌刻的北伐阵亡将士名单时，感慨万端。
王宴清望着墙壁上的说明，很感慨地说：“人生百年，终难免于黄土。一个人死后，能在这里占有方寸之地供后人瞻仰怀念，应该说是不虚此生了。”
杨镇洲说：“年兄此话有理，但等我们这些人死后，怕享受不了这种待遇。”
王宴清对国民党早有意见，他忙说：“那就该好好地反躬自省。当前，共军已占领东北，百万大军入关，平津陷入重围，听说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看来华东战局不日可见分晓，共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恐怕也不是天方夜谭吧？像我们这般下去，将成为千古罪人。”
王宴清说出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的话，杨镇洲装作没有听见。
邓健中却无所顾忌地说：“我记得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样一句话，‘夫当识义，智者必怀仁’。作为军人，决不能不明正义地一味盲从，一味愚忠。历史上岳飞的悲剧，不能在我等身上重演。”
杨镇洲点头，王宴清心中暗喜。其实对王宴清的思想情况，南京地下党早有掌握，他们派《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陆平同志利用机会来到王宴清家说：“在这伟大的变革时代，你们能分清善恶，明辨是非，甘愿冒生命危险作一番壮举，精神实在可贵。我们表示极大的感谢。”
家里没有外人，王宴清也就说出了心里话：“我们是有起义打算的，为什么这样做？这完全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希望为人民作一点贡献。如果计较个人得失，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望能理解并向地下党和党中央转达我们的衷曲。”
共产党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不停地派人去做工作。
后来，曾派了一名交通员正式通知他说：“王师长弃暗投明我们很是欢迎，今后你部的行动归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指挥。”
王宴清问：“怎么联络？”
“到时候，会通过电台指挥你们行动。”
“这种办法能行？”
“没有问题，你们师部不是有电台吗？”
“有两部。”
“请把电台的呼号和频率告诉我。”
“我们使用的是密码。”
“我们也使用密码。”
“那你也得把密码告诉我。”
“一定告诉，只是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各种电台都有监听，我们得自己商定暗语。”
“这个办法好。我的电台也在他们的监听之下。”
王宴清将他的电台呼号告诉了交通员。
交通员又问：“在唐诗里面，你哪一首最熟？”
王宴清说：“葡萄美酒夜光杯”。
“就用它作密码，今天定下来，我立即通知三野电台。”
“我何时行动？”
交通员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正是春雷动地时，城头已闻战马嘶。”
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暗示。
王宴清的心情很激动，表示要尽早起义。
这本来是一种很良好的愿望，但后来由于他考虑不周，没有把握住时机，结果一下子办了三件欠考虑的事。
第一件事是在全师连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他为了做起义部队的思想工作，竟过早地说出心里话。当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望着大家说：
“抗日战争打了8年，接着又打内战，真是无意义。老百姓不愿打仗，纵然有长江天险，打下去也无必胜把握。”
当时部队成分复杂，差一点引起了动乱。
第二件事是起义骨干赵昌然，自告奋勇去做守卫机场的宪兵队的工作时，对他说：
“那里有我一个同乡同学，可以去试试，争取他采取一致行动。”
王宴清说：“控制机场有价值，你去试一下。”
赵昌然因有事没有去，如果去了一定会出事，这个机场到处都是蒋介石的亲信。
第三件事是他同共产党的交通员陆平有了三野同师部的电台联系方法后，他在返回师部的当天，发觉自己还不知道三野电台的频率，于是竟很贸然地用电话同舅父联系，想找陆平问个清楚。
没有想到接电话的正是陆平。
王宴清一开口就问：“你们的电台频率是多少？”
陆平没有说，“啊”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王宴清是个粗心大意的人，电台都有人窃听，难道这个从军部转出去的电话，就没有人监听？他也许是忘了。
王宴清这种作风哪有不出事的呢？
3月23日那天，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上午9时，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召集45军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一开始，张耀明就突然宣布撤销赵霞的职务，遗缺由副司令陈沛兼任。他声色俱厉地说：
“我们卫戍部队中有人意志消沉，在军官集会上散布失败情绪，瓦解军心，这实际上是为共匪张目。如果他不愿意为党国效忠，他可以立刻滚蛋！我决不允许有人在我们内部搞鬼！”
坐在台下的王宴清出了一头冷汗。他明白张耀明讲话含义。就在他忐忑不安，准备迎接灾难临头的时候，张耀明却望着他恶狠狠地说：
“王师长，你今晚到我家里去，我有话同你谈。”
散会后，王宴清有点害怕。他感到起义的事已经被人知道了，那么自己去不去张耀明的家里呢？他有点犹豫不定。事情变化这么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吃饭时他故意坐在军长赵霞身旁说：“张司令今天这么凶，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了？”
赵霞说：“有人想谋反哩。”
“有这种事。”
“听说有。”
“不知何人这么大胆。”
“听说赵参谋在外边乱说乱讲，引起了上头的注意。”
“不会吧。”
王宴清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他回想起张耀明所说的“谈话”二字仍有担心，但又一想谈话的地点是在他自己的家里，他所做的一切他也许并不清楚，事情也还没有发展到最坏的地步。
可是当他吃完饭时，张耀明又派人传话，说原约定晚上的“谈话”，改到24日上午8时，地点在卫戍司令部。
他又紧张了，一人坐办公室沉思了一会儿，他打算晚上派人把家属转移出去，并同地下党联系，商量一下对策，他又担心有特务跟踪，弄得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误了大事。所以他没有动，准备静观事态的发展再说。
24日，王宴清按时来到位于在长江路上的卫戍总司令部。
这里的气氛果然非同一般。抬头望去，道路两旁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卫。就连总司令办公室的门口也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
他迈着大步往前走，心想既然如此，只有冒险往前走，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张耀明的脸色很难看，正坐在那里吸烟。身边还立着两个高个子卫兵。
他挥手让王宴清坐在对面。
王宴清望着他问：“司令叫我来有什么任务要交待？”
张耀明凝视着他说：“难道你还不明白？”
“不清楚啊！”
“我问你，我对你怎么样？”
“很关心呀！”
“是的，我过去是把你当作小老弟来看的，但现在看来，你不是人！”
王宴清虽然感到事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他觉得，既然用谈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说明自己还有辩解的余地。于是，他故意问：
“我做错了什么事？”
“你看看吧。”
张耀明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条丢给王宴清说：“你做的好事，自己看！”
王宴清接过纸条，只见上面写道：“王匪宴清被共产党金条收买，拉拢部下，密谋叛变，该匪在军中散布流言，扰乱军心，并派参谋赵昌然发动宪兵队参加叛乱，欲占机场，逮捕我高级将领。”
看样子他的起义计划已暴露了啊！
怎么办？他放下纸条，掏出一支烟吸。
张耀明盯着他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王宴清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说：“总司令，如果这张纸条上说的是事实，就请拿出证据，既然共产党用金条收买了我，我请求，现在就派人到我家去搜查，搜出金条，我甘受军法制裁。”
王宴清说这话时的口气很强硬，张耀明明白他家里也许不可能有金条。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还很难确定，他又接着说：“那么，你集合全师连以上军官讲话，说这个仗打得没有意义？”
“那我是说气话。”
“这么说是真有此事了？”
“我说过。”
“你身为师长，怎么能对部下讲这种混账话？”
“那天，我心情不好，又喝了酒，发了几句牢骚，事后自己懊悔了好几天。总司令明鉴，如果我真的图谋不轨，会集合大家公开宣传吗？我当真蠢到这种地步？”
“那么有人告密，说你的那个赵参谋有背叛之心，是受了你的指使，这又作何解释？”
“根本没有这事。”
“你敢肯定？”
“反正我不清楚。”
“那你打电话，让赵参谋到这里来一趟。”
没有想到张耀明要当面对质，王宴清怎敢违抗，只好拨打电话，叫赵昌然立即赶到总司令部。
张耀明等了一会儿，站起来对王宴清说：“我有事出去一会儿，你在这里等候，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开！”
“服从命令。”
张耀明背手来到门口，低头向卫兵嘀咕了几句就出去了。
王宴清已被软禁起来。
赵参谋还没有到。过了一会儿，副总司令覃异之突然进来了。
王宴清望着他说：“覃司令，你要为我做主，现在有人陷害我了。”
覃异之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
“那么有没有？”
“我怎么能办这事？你是知道的，我是黄埔军校和陆大毕业的，历史清白，而且校长亲自召见，委以重任。眼下却蒙不白之冤，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覃异之没有说话，这时赵昌然来了。他站起来说：“你跟我来。”
他将赵参谋领到隔壁小屋盘问去了。
王宴清更加不安，没有张耀明的命令不能走，当然也不可能走出去。
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在王宴清焦虑之时覃异之出来了。
王宴清弄不清赵参谋说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问：“司令，我可以走了吗？”
覃异之说：“你回家去等着，随传随到，快走吧。”
王宴清急忙离开了卫戍总部。
回到家里只停留了5分钟，除了对夫人曹恬说了几句宽心话，关于起义的事情连一点暗示也没有。
一场冒险起义工作开始了。
就在张耀明责怪覃异之不该放走王宴清的时候，王宴清已经召集杨镇洲、邓健中、政治部主任萧汉杰、警卫营长叶宏昌、中校参谋黄克等骨干，商量起义的事情了。
王宴清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了，再同地下党联系，和等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再开放江面，迎接大军，那是不可能了，只能孤注一掷。”
杨镇洲说：“王师长的意思现在就起义？”
“是的，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必须提前行动。”
有人对提前起义有意见，人们开始讨论。
王宴清说：“起义的事不能动摇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快说出来，我们一起商讨对策，事不宜迟啊！”
叶宏昌站起来说：“起义我同意，但江面控制很严，我们不宜过江。”
黄克说：“所有大船均已强行集中在下关，几叶扁舟怎能抵挡封江的第一舰队？而且总部早有明文：凡未经批准夜间过江的船只，一律击沉勿论。这该怎么办？”
邓健中说：“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
“有什么良策？”
“江边渔民还隐蔽有部分船只，只是小一点，等下我就派人去搜集。守卫江边的290团1营营长易文超是我多年老部下，他一定会协助，一般说来，二三十条不成问题。”对于炮舰封江问题，邓健中胸有成竹地说：“封江军舰的位置，在我们重迫击炮的射程之内，它如敢对我们开炮，我们就用重迫击炮的密集炮火还击，完全可以将其击沉。”
王宴清站起来命令说：“就这么办。邓副团长，你马上就走，负责搜集船只，并在南岸设置迫击炮阵地。”
王宴清指着墙壁上的那张作战地图讲道：“根据我们所知，在芜湖以东、丹阳以西沿江地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抽调一个师兵力来进攻我们，即使他强纠集一些部队，最快也得在明天拂晓以后才能到达我们的防区。因此，只要今晚渡江，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稍停，王宴清又说：“我们不是走投无路才决定起义的，目的是想大家共同走上光明之路。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过于勉强你们，自己决定吧。”
这时几个参谋走了进来。王宴清开门见山地说：“我准备率部队起义了，事先没有给你们打招呼，如果愿意干就跟我行动，如不愿意我也不勉强。”
参谋们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跟师长走，决无反悔！”
289团和直属部队的起义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其余两个团该如何办？王宴清不能不作一番缜密思索。290团一个营在江北七坝，离起义渡江的地方较近，部队过江之后，可以亲自下命令给黄子安团长，要他们随师行动，谅他不敢不从，至于291团，一来距离甚远，二来团长王义鸾政治上保守，即使骗过江，也不易取得一致行动，反而招来一些麻烦。
起义的事布置完了，这时王宴清才想到了家里人。
派谁去照料他们呢？他望了一眼神色异常的萧汉杰，心想：此人胆小怕事，带他走也起不了大的作用。倒不如让他回去通知妻子尽快转移，对他来说，等于是个顺水人情。
于是，他说：“萧汉杰，我的家人还在南京，我起义后，他们会有危险，我想派你去通知他们转移，你愿意吗？”
萧汉杰求之不得，忙说：“只要师长看得起我，我一定回去用生命照顾他们安全转移。”
萧汉杰走了，王宴清才放心了。
3月24日，夜幕降临之后，人们都根据王师长的安排，忙着各自的工作。
这时电话铃响了。王宴清拿起话筒，听出是副司令兼45军军长陈沛的声音：“王师长，刚才张总司令叫我通知你，明天他请你吃早饭，你可一定要来。”
张耀明突然要“邀请”，王宴清自然是心中有数的。
杨镇洲挥手示意他不要去。王宴清也感到上午还骂我“不是人”，禁若囚徒，而今却以客相待，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笑着对陈军长说：“我来，我来，张司令这样看得起我，我一定赶早来。”
放下话筒，杨镇洲又说：“千万不能去啊！”
“我凭什么去送死？再见了，南京！”
晚8点30分。
起义部队开始行动了。江面灰蒙蒙的，能见度很差，风不停地吹着。二十多条小船聚集码头上，首尾碰撞。部队上船的动作静肃而迅速，井然有序。每条船坐30人，篷帆升起了，凭借着东南风，向江北驶去。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行动，这支起义部队终于脱险了。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王宴清后来到南京终于合家团聚了。
他很兴奋地拉住刘伯承的手说：“我的路总算走对了哇……”
各部队到达预定地点，正在抓紧作渡江的准备工作。这时遇到的很大难题是船只，几十万人要过江，没有足够的渡船是不行的。
其实早在年初，各野战军就开始做这项工作了，他们先后派了大批人员，以先遣队的名义，在长江沿岸动员群众帮助造船。
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筹备船只指挥部。
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国民党部队早有预谋，在加强长江防御工事的同时，破坏了一大批船只，剩余的部分船只也被他们隐藏起来了。他们还在老百姓中做反动宣传，说：
“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如果让他们在长江两岸站稳脚跟，你们的日子就没法过了，要共妻哇。”
因此，有许多百姓对解放军并不了解，有恐惧心理。
后来解放军的言行感动了当地群众，他们觉着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可怕，而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于是通过做工作，很快就将船只筹集起来了。
大战之前，第二野战军共筹船1228只，第三野战军共筹船8000多只，同时还动员群众造了一些竹排、木筏、担架船、机帆船等渡江工具。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每个军用于渡江的船只达到了500多只，一次可载一万多人。
有了工具，不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渡江还是有难度的。